慈善面临的历史性机遇

大挑战和大潜力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的几年里，我们目睹了极端贫困率在经历了几十年的下降后出现反弹、致命的传染病死灰复燃，以及气候灾难和新旧战争。

这些不平等难以应对。父母埋葬病逝的孩子，而这些疾病是富裕国家永远不必担心的问题。很多女性死于分娩，而仅仅因为她们的种族、收入或出生地使得她们无法获得低成本的基本干预措施。数亿人每天的生活费不足2.15美元——而就在同一个星球上，在疫情暴发的头24个月里，亿万富豪的财富增幅超过了此前的23年。

需求是巨大的，但低收入国家用于满足需求的资源却捉襟见肘。世界近一半人口生活在偿还外债的支出超过医疗保健支出的国家。政府发展援助计划，即帮助最贫困国家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赠款和低成本融资，在实际价值上逐年下降，因为富裕国家在国内外的其他优先事项上花费得更多。

好消息是，尽管面临这些挑战，现有的和不断涌现的解决方案将改善和挽救更多生命。创新的数字工具可以帮助更多女性获得经济机会；肠道微生物组的新干预措施可以帮助解决营养不良问题；农业创新可以帮助农民在极端天气条件下提高产量。

但这些解决方案需要支持，否则其潜力终将浪费。越早得到支持，就能早日帮助越多的人，也能让我们的下一代过上更好的生活。

首先要从政府开始，政府在确保这些解决方案惠及最有需要的人方面发挥着最大、最根本的作用。但各国政府都要同时面对许多优先事项和切实的财政限制。对新出现危机的财政支持往往是以牺牲对基础卫生系统和发展挑战的投入为代价的。

政府需要做得更多。多边组织和私营企业同样如此，它们在推动创新和进步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还有一个领域有巨大潜力能让世界变得更公平、更健康——这又让我说回查克·费尼。

因为费尼看到了差距并帮助填补了这些缺口，千百万人在今天过上了好日子。这就是慈善能有所作为的地方。世界各地的慈善家都在寻找新的捐赠方式以减少不平等。我希望他们做得更多，也希望更多人加入他们。

从想法到影响力

世界上有很多创新者，他们将目光投向大的挑战。但将一个想法变成人们手中的实际解决方案谈何容易——当这种情况真的发生时，慈善扮演的角色往往比人们可能意识到的要大。

想想看，野生脊髓灰质炎病毒曾在一周内导致7000名儿童瘫痪。而到了2023年，这一数字是全年仅有12名儿童。这样的进步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卓越的创新者实现了新的突破，而了不起的一线工作者确保了解决方案惠及所有儿童——即使他们身处世界最偏远的地方。正是慈善让这一切成为可能：国际扶轮社、我们的基金会以及其他致力于让脊髓灰质炎成为历史的组织。

过去几十年里，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在抗击传染病方面取得了非凡的进展，根除脊髓灰质炎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促成了10亿多儿童的免疫接种；全球基金避免了5900万人死于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卡特中心及其合作伙伴即将让麦地那龙线虫病（一种致人衰弱的寄生虫疾病）成为历史上第二种从地球上根除的人类疾病。

这些成就有几点共同之处：它们是成千上万人辛勤工作的成果，并因慈善捐赠而成为可能。部分功劳在于资金本身，但慈善家如何规划资金投入方向，以及与谁合作同样重要。

对我们的基金会而言，这意味着寻找市场失灵的领域，即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可能缺乏足够动力介入的领域。如果慈善组织不采取行动，这些领域就不太可能取得进展。这也意味着要催化其他人的行动，这样我们就可以形成合力让挽救生命的创新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并为解决问题的人提供工具，让他们走得更远、更快。

这是慈善最令人激动的特点之一：它足够灵活，可以快速适应不同情况，并能承担其他人无法承担的风险，从而加速进步。

我们推动事情向前发展，但我们并非孤军奋战。我们通过和各个国家和社区的紧密合作开展所有的工作，朝着既定的目标推动进步，确保不会背离这些目标。毕竟，慈善虽然能承担风险、帮助填补被忽视或资金不足的缺口，但只有与政府、私营部门和当地专家合作才能真正带来改变。

为平等而设计：慈善的独特角色

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人问我，盖茨基金会在气候变化和人工智能这两大领域正在做什么。我们的基金会应对这些议题的方法能很好地阐释我们如何看待慈善的角色，尤其是我们基金会的角色。

第一，气候变化。绝大多数的气候支出都用在了减缓措施上，即降低碳排放。这对我们地球的未来至关重要。但是，那些已经对社区造成的伤害怎么办？

事实上，对气候危机责任最小的人，如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小农户，已经承受了气候变化最严重的后果。然而，只有约十分之一的全球气候资金用于气候适应，而用于惠及最贫困人口的干预措施的资金比例就更小了。

因此，盖茨基金会与各国政府及国际组织合作（如全球最大的农业研究组织CGIAR），资助研发和解决方案的交付，为农民提供更多选择。这些创新，如更能抵御疾病的小鸡和耐旱的木薯品种，对私营企业来说，可能并不总是有利可图，但它们有潜力帮助数百万家庭提高收入，这正是我们希望解决的市场失灵问题。

接下来是人工智能。任何新技术出现伊始，富裕国家都最有可能先予以利用，低收入国家则被抛在后面。人工智能也是如此，除非设计时就将贫困社区考虑进去，否则它将无法惠及贫困人群。

最近，我们向研究人员发出了提案征集，探索利用人工智能促进全球健康和发展的公平性。我们收到的近80%的提案以及我们所有的资助对象，都是来自中低收入国家的研究人员。

例如，他们计划利用大型语言模型改善巴基斯坦年轻女性的病历记录；在南非提供一视同仁的艾滋病咨询服务；为尼日利亚学生制作个性化的STEM视频课程；在坦桑尼亚电台用当地语言宣传疟疾风险信息等等。

即使没有我们的参与，这些项目可能仍会发生。但慈善的支持极大地增加了解决方案尽快惠及有需要的人的可能性。

很多方法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我们为盖茨基金会在帮助解决紧迫问题方面发挥的作用感到骄傲，但我们远非唯一在做这项工作的人。很多慈善家为各种各样的议题带来了创新的办法和独到的专长。

慈善的生态系统与我15年前刚做这项工作时不一样了，这是一件好事。世界各地的捐赠人正在为复杂的挑战描绘宏大的愿景并带来切实的经验。“非洲慈善论坛”正在帮助非洲捐赠人共同努力推动整个非洲大陆包容而可持续的发展。我对印度、中国和新加坡等国的基金会为解决本地和全球问题而开展的工作感到兴奋。随着下一代慈善家的崛起，他们将带来新想法，进一步提高慈善影响力的标杆。

当然，并不是只有非常富有的人才能有所作为。小额捐赠聚沙成塔也会产生巨大影响。目前，世界近一半的国家都加入了“慈善星期二”（GivingTuesday）的行列。自2012年创立以来，这项倡议已促成了130多亿美元的捐赠。

另外，世界各地有数百万人从每一笔薪水中拿出一部分汇款给祖国的家人。这种捐助，即汇款，在2020年达到了5900亿美元。这远远超过了所有其他国际援助的总和。

你可能认为，在遭遇经济困难时，汇款会减少。但实际情况与之相反：人们降低了生活开销，目的是把更多钱寄回家。新冠大流行期间，汇款额增长了19%。

世界上的慷慨行为数不胜数。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更多资源来帮助慈善家们将他们的慷慨捐赠转化为社会效益，无论是通过“共建式慈善”还是其他大规模捐赠的新模式。

数十亿美元能干什么

查克·费尼的捐赠有很多非凡之处，但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那就是他如何优先考虑那些离机会最远的人。

大多数富有的捐赠人都表达了为社会变革捐款的愿望，但在实际操作中，他们捐款中的很大一部分流向了精英大学和文化机构。费尼两样都做到了，他向母校捐赠了近10亿美元，同时也为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捐赠了数十亿美元。

想象一下，如果更多捐赠人跟随他的脚步会发生什么。如果他们向一所顶尖大学捐赠1亿美元的同时，又捐了1亿美元建起一个系统，让美国所有大学生永久免费使用在线教材，这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如果一个捐赠人给某研究癌症治疗方法的机构捐了2000万美元，又捐了2000万美元针对每两分钟就杀死一个孩子的疟疾开展研究，又会带来怎样的改变？捐赠人给自己孩子的私立学校捐了500万美元，同时又捐了500万美元以改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教育，这又会带来怎样的变化？

我知道很少有人愿意或能够捐出全部财富。但超级富豪的捐赠现状与费尼的慷慨捐赠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空间，有很多机会可以产生影响、带来改变。

全球范围内，2640位亿万富翁的净资产总和至少有12.2万亿美元。投入10亿美元，慈善家们就可以资助一系列影响巨大且成本低廉的干预措施，到2030年可以多挽救200万母亲和婴儿的生命；投入40亿美元，他们就可以帮助5亿小农户增强气候韧性，并且到2030年每年减少10亿吨农业温室气体排放；投入70多亿美元，他们就可以为3亿人接种疫苗，防止至少700万人死亡。

如果地球上的每个亿万富翁都捐出他们财富的0.5%，这将释放出610亿美元——足以覆盖上述全部项目，还有490亿结余。

这样一笔钱可以为很多人创造大量机会，但前提是这笔钱被花掉，而且要花得好。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慈善基金会被要求每年至少支出其资产的5%。我个人认为这个数字可以更高，尤其是考虑到我们说的是享受了税收优惠的资金。不过这已经比目前欧洲大部分地区的情况要好，那里的基金会完全没有支出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