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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ual Letter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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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三个妨碍

全球发展的错误观念

不管按照什么标准,这个世界都在变得越来越好。人们活得更长寿、更健康。许多国家以前接受援助,现在能够自给自足。你可能觉得,这样长足的进步一定让人们欢欣鼓舞,并且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什么策略这么有效,怎样才能更多做一些。然而,相信世界变得越来越好的人很少,这让我和梅琳达很惊讶。正相反,很多人觉得世界越来越糟。世界变得越来越糟、这个世界不能解决极端贫困和疾病,这种想法不仅是个错误,并且是有害的。正因如此,今年的公开信中梅琳达和我剖析了一些拖累我们工作的错误观念。下次你听到这些错误观念时,希望你也会和我们一样驳斥它们。

 - Bill Gates

错误观念 一:

贫困国家注定永 远贫困

比尔•盖茨

我听过这个错误观念被用在很多地方,但最常用在非洲。上网随便搜索一下,你就可以找到几十个这样的新闻标题或书名:《富国为何变富,穷国为何一直贫穷》、《为什么穷人一直贫穷》等等。

到2035年,世界上将不再有贫困国家。

Bill Gates

谢天谢地,这些书都不是畅销书,因为它们基本的前提是错误的。实际上,全世界范围的人均收入以及其他各项人类福利评估指标都一直在上升,其中也包括非洲。

那么为什么这个错误观念如此根深蒂固呢?

让我们将非洲放在一边,先回顾一下过去半个世纪里,全世界更大范围的发展趋势。50年前,世界被分成三个部分,分别是:美国与其西方盟国、苏联与其盟国、以及其他国家。我在1955年出生,从小接受的教育都是所谓的“第一世界”富裕繁荣、是“发达的国家”。在“第一世界”里,差不多所有人都会上学接受教育,寿命也更长。对于“铁幕”后的“第二世界”,我们不太了解那里的生活,但是据说是个可怕的地方。而所谓的“第三世界”,基本上除了“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以外的所有地区,则是住满了穷人,孩子没学上,人们很年轻就死去的地方。更糟的是,他们不但陷于贫困,而且没有改变的希望。

数据证实了这些印象。1960年,全球经济几乎都在西方。美国人均收入是每年15,000美元。[1](这是人均收入,所以一个四口之家的每年收入是六万美元。)亚洲、非洲、以及拉丁美洲的年人均收入要低很多。如,巴西:1,982美元;中国:928美元;博兹瓦纳:383美元等等。

[1] 计算国内生产总值不够精确,有时容易出错,不能让人信服。所以为了保持一致,我在这封信中一律使用佩恩表(PWT)中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用按照2005年通胀率调整的美元表示。为了简单起见,我会叫它“人均收入”。

很多年以后,我在旅行途中也亲眼目睹了世界的两极分化。我和妻子梅琳达于1987年访问墨西哥城,就完全被当地的贫困状况所震惊。那里大部分住宅没有自来水,人们需要骑自行车或步行,跋涉很远的路以获得生活用水。这让我们联想到了在非洲农村看到的情景。当时,微软墨西哥城的主管会把他的孩子送回美国做体检,担心当地的烟尘影响孩子们的健康。

而今天,墨西哥城的变化令人难以置信。空气和洛杉矶一样干净(虽然不是世界一流,但是和1987年相比进步巨大)。城市中大厦林立,崭新的道路和现代化的大桥四通八达。虽然仍然有贫民窟、城中村,但我再次访问墨西哥城时的总体感觉是:“Wow!这里大多数人都是中产阶级了。真是个奇迹!”

看一下这张1980年墨西哥城的照片,再比较一下这张现在拍的照片。


MEXICO CITY 1980, 2011 - ©Corbis, Owen Franken, ©Corbis, Keith Dannemiller

在这些前后对比的照片中,你还能看到内罗毕、新德里、以及上海等地的相似巨变。


NAIROBI 1969, 2009 - ©Corbis, Nigel Pavitt, ©Getty Images National Geographic


SHANGHAI 1978, 2012 - ©Corbis, John Heaton, ©Corbis, Dean Conger

这些照片强有力地告诉了我们一个事实:在我的有生之年,全球贫困格局已经被重新定义。现在,土耳其和智利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美国1960年的水平。马来西亚、加蓬的人均收入也快要达到这个水平。以前富裕和贫困国家之间的真空地带如今被中国、印度、巴西及其他新兴国家所填补。自1960年以来,中国人均收入翻了8倍。印度翻了4倍,巴西快要达到5倍;而博茨瓦纳虽然是小国,但是通过有效利用和开发矿产资源,人均收入增加了30倍。现在这类处于中等收入的国家已经占到世界人口的半数,而在50年前,世界几乎没有这样的中间国家。

除了按照国家,我们还可以用人口数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这种变化:

粉碎“贫困国家注定贫穷”这个错误观念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事实证明贫困国家没有一直贫困。过去许多被称为贫困的国家(还不是全部)现在的经济正欣欣向荣。自1990年至今,全球特别贫困的人数比例减少了一半。

当然现在不是庆祝的时候,因为还有10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但实事求是的说,世界发生了巨变。甚至可以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这类词汇已经过时了。

如果仍然把中国和刚果民主共和国都放在“发展中国家”这个类别,显然会让人对“发展中国家”的定义产生困惑。一些所谓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发展已经开始进入发达阶段。少数发达国家则因发展失败而止步不前。今天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位于过去不存在的中间位置。所以如果把国家分为低收入、中等收入、以及高收入可能更符合实际情况。(有些专家甚至把中等收入国家再细分为两类:中低收入与中高收入。)

基于收入划分的概念,我们再回头来看一个非常具体的、且更具危害性的错误观念:“亚洲小龙们”发展的不错,但是非洲生活从没有进步,也不会进步。”

首先,不要相信任何人告诉你说非洲现在比50年前更糟糕。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人均收入在过去50年间是在增长的,一些国家还实现了大幅增加。上世纪80年代,非洲国家人均收入曾因债务危机大幅下降,然而从1998年以来,非洲年人均收入已经从1,300美元上升到2,200美元,增加了2/3。现在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经济开始持续强劲发展,还有更多的非洲国家正在追赶前进的步伐。过去五年,全世界10个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中,有7个在非洲。

非洲在健康和教育领域也取得了长足进步。自1960年以来,尽管受到艾滋病流行的影响,撒哈拉以南非洲女性的平均寿命仍然从41岁延长到57岁。如果没有艾滋病的影响,女性人均寿命还可以到61岁。自1970年以来,非洲儿童入学率从40%左右增加到75%以上。饥饿的人口在变少,营养不良的人口也在减少。如果说能吃饱、有学上、寿命长是过上好日子的标准,那么非洲的生活确实正在变得越来越好。这些进步远非故事的结尾,它们仅仅是更大发展的起点。


在非洲,越来越多国家开 始建立健康卫生系统,这 样做能带来很大的成本效 益。(加纳阿克拉,2013 年)

当然,地区人均收入平均值会掩盖国家之间的差距。埃塞俄比亚人均收入只有800美元,博茨瓦纳却有12,000美元。此外,一个国家内部也有巨大的发展差距。在肯尼亚,像内罗毕这样的城市地区与偏远农村的生活有天壤之别。因此,我们不能将非洲大陆看成一个整体,而忽视地区和国家之间在贫困与疾病方面的巨大差距。

真相与总结:贫困国家不会注定永远贫困。一些被称为“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已经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更多的国家也正走在前进的征程上。那些仍然在寻找本国发展道路的国家,也并非是摸着石头过河,因为我们已经有很多的成功经验和前车之鉴了。

对于未来,我非常乐观。我甚至愿意做一个预言:到2035年,(按照现在的贫困标准)世界上将不再有贫困国家。[2] 几乎所有国家都能达到现在我们称之为“中低收入”的水平,甚至更富裕。低收入国家可以向发展最好的邻国学习,并可以通过后发优势,受益于最新的疫苗、种子、或数字技术创新。这些国家也将因为教育普及、劳动力素质提高,吸引到更多投资。

[2] 我特别想提的是,到2035年,就算考虑到通货膨胀的调整,也没有国家会比目前世界银行所划分为“低收入”的35个国家更贫困。

必须承认,会有一些国家因为战争、政治(如朝鲜、除非那里发生重大变化)、地理(如非洲中部一些内陆国家)因素而停滞不前。此外,贫富差距也会持续存在:每一个地区还是会有贫困人群。

不过,我相信,这些国家和群体中的大部分将能够自给自足。南美洲的所有国家、亚洲、中美洲(可能不包括海地)、以及大部分非洲沿海国家,都可以达到现在的中等收入国家标准。到2035年,全球70%国家的人均收入会达到或高于今天中国的年人均收入水平。全球90%国家的人均收入将超过现在印度的人均收入水平。

这将是了不起的成就。在我出生的时候,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是贫困国家。然而再过20年,极端贫困国家将变成少数,十多亿人将脱离极端贫困。每当我想到在自己有生之年能够看到这些巨变,都感到不可思议,且备受鼓舞。

但也有些人会质疑,帮助每个国家发展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可能会让地球原本面临的很多问题更加糟糕。的确,我们需要开发更便宜、更清洁的能源,并不以气候和环境恶化为代价实现高速增长。我们还需要解决富裕带来的如糖尿病高发等问题。但我相信,随着更多人接受教育,方法总比问题多。实现全球发展的目标,是提高全人类生活水平的最好方法。

错误观念之二:

对外援助是 巨大浪费

比尔•盖茨

打下坚实基础。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虽然大家都承认盖茨基金会对项目效果要求极为严苛,但仍然有很多人对盖茨基金会和政府合作的对外援助项目嗤之以鼻。

Bill Gates

你或许曾经读过一些有关对外援助的新闻报道,很多报道仅依据个案分析就整体对外援助盖棺定论,如通过曝光对外援助项目中出现的个别不尽人意的现象,暗示对外援助不过是巨额浪费而已。如果这类新闻充斥媒体版面,大家很容易认为援助工作没有意义。因此,去年一家英国报纸宣称,超过半数选民希望减少对外援助,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这些文章扭曲了在受援国发生的真实情况。自13年前我和妻子梅琳达建立盖茨基金会起,我们已经看到了大量由我们基金会,以及其他捐赠国家资助的项目所取得巨大成绩:人们的寿命更长了,健康状况更好了,并逐步正在摆脱贫困;而对外援助项目开发和提供的各种服务是这些进步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于“对外援助没有意义”这样的错误观念让我深感忧虑。因为这刚好给一些政府领导提供了借口,导致削弱对外的援助力度——这将意味着我们能够拯救的生命将减少,受援国实现自给自足的时间也将延长。

[3] 我本人和基金会把主要精力放在全球健康与农业项目上,因为梅琳达和我在这些领域有很多实践经验(而且美国越来越侧重对健康项目的援助)。需要声明,我完全支持其他领域的国际援助,如基础设施建设与教育等等,只是我们在那 些领域的经验较少。

因此,我想针对你们看到的一些关于外援的批评作些解释。[3]首先,我承认没有任何项目是完美的,援助工作还有很多可以改善的地方。对外援助只是削除贫困和疾病的途径之一,除了对外援助,发达国家还需要改变既有的经济政策,如更加开放市场、减少本国农业补贴等;而贫困国家也需要加大对本国国民健康和发展事业的投入。

从总体来看,对外援助绝对是高回报的投资,我们应不断扩大外援规模。对外援助可以有效帮助低收入国家人民挽救生命、改善当地人民生活,为实现我在“错误观念之一”中阐述的长期经济发展(使受援国不再依赖援助)打下坚实基础。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虽然大家都承认盖茨基金会对项目效果要求极为严苛,但仍然有很多人对盖茨基金会和政府合作的对外援助项目嗤之以鼻。实际上,我们为提高项目效率、考量项目结果进行了大量工作。


在国际援助的帮助下,像Nikuze Aziza一样的难民家庭得以温饱,能够健康生活(卢旺达基济巴,2011年)

关于对外援助金额

很多人认为对外援助在发达国家预算中占有很大比重,因此认为削减外援预算会节省大量资金。美国民众就“外援占政府预算比重”接受民意调查时,其答案平均值为25%。而当问到政府合理的外援支出比例时,人们的普遍答案是:10%。我估计在英国、德国或其他国家,民众也会有类似的印象。

以下是对外援助占政府预算比例的实际数字。挪威是世界上对外援助最慷慨的国家,其外援占政府预算比重也仅为3%。而美国则不到1%。

美国政府预算的1%约为300亿美元。其中只有约110亿美元用于对外健康援助项目,包括:疫苗、蚊帐、计划生育、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提供抗病毒治疗药物等。(另外190亿美元用于修建学校、道路以及灌溉系统。)

[4] 每名儿童接受麻疹免疫的成本为25美分,30美元可为120名儿童购买麻疹疫苗。

我并不是说110亿美元不是一笔大数目。但客观来讲,这就相当于每个美国人每年承担30美元。想象一下如果你在所得税申报表上看到如下问题:[4] “我们是否可以在您所交税款中划拨30美元,以保护120名儿童免遭麻疹侵害?”你会选择同意还是拒绝呢?

[5] 1980年,旨在推广疫苗和口服补液疗法的“儿童生存革命”运动开始进行。我了解了一下自那时起到现在儿童死亡率下降的数据。一亿儿童免于死亡。援助总额5000亿美元,用于疫苗、艾滋病毒/艾滋病、计划生育、水和环境卫生项目。

我的计算没有考虑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儿童死亡率将如何下降,这增加了每名儿童的救助成本。另一方面,我将救助目标不是儿童,而是艾滋病患者的援助也包括进来。所以总体来讲这一数据高估了每名儿童的救助成本。

通过对外援助的总体影响分析,也可以帮助我们破除这个错误观念。我将1980年至今所有健康领域的对外援助总额相加,然后除以这一期间因外援而拯救的儿童人数,便可以得到一个大致的投资回报比例——每拯救一名儿童生命的成本仅仅为不到5,000美元(而且这不包括其它改善健康的支出)[5]。你可能觉得5,000美元是很多钱,但请不要忘记,美国政府部门基本上是以百万美元级别来衡量一名美国公民的生命价值。

此外,除了基本生存,受惠于对外援助的健康的儿童还能做很多事情,他们可以接受教育,然后参加工作,并最终帮助自己的国家实现自给自足。因此我一直在说,对外援助是一笔“好投资”,可以带来巨大的投资回报。

这个图表显示了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以及部分致力于降低儿童死亡率的外援项目。正如你看到的,大部分项目都正在积极消除这些致死原因。基金会的全球健康工作也同样集中在这些领域。

 

美国政府在本国农产品补贴上的支出是其对外健康援助经费的2倍多,军费支出是对外健康援助经费的60倍还多。下次如果有人再和你说,我们可以减少对外援助来降低政府预算,我希望你能质问他:通过牺牲生命的代价减少政府开支,真的是你所希望且最好的选择么?

关于腐败

关于对外援助最常见的新闻,就是因腐败而造成的资金浪费。毋庸置疑,浪费或挪用对外援助经费,会直接导致生命损失。我们必须根除欺诈行为,让每一分钱都物尽其用,发挥最大效用。

美国伊利诺伊州近七任州长中有四人因贪污锒铛入狱,但就我所知,没人要求关闭伊利诺伊州的学校或高速公路。

Bill Gates

但我们也要客观看待腐败问题,及其在整个外援中所占的相对比例。一些小规模的腐败现象,诸如个别政府官员编造虚假差旅费等,确实造成了对外援助经费的损耗。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减少腐败现象,但在外援领域中将其完全消灭是不现实的;正如我们不可能根除所有政府或企业中的腐败一样。假设小规模腐败损耗了救命钱的2%,我们当然应该减少这种损耗,但如果实在无法减少,难道就要停止挽救生命了么?

你们也许已经听说了去年柬埔寨的一个蚊帐项目丑闻,该项目由“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简称全球基金)负责实施。个别柬埔寨政府官员被发现从项目合同方那里获取了高达六位数的回扣。很多新闻主编们立刻将其作为头条新闻,如《外援资金是如何被浪费的》,有一篇新闻还将我作为善款被浪费的受害人加以提及。

对于大家的关心我表示由衷感谢,媒体进行舆论监督也是件好事。但发现这次腐败行为的并不是媒体,而是全球基金自己在内部审计时发现的。在发现和解决该问题的过程中,全球基金履行了自己应尽的义务。但如果要求他们来根除政府和社会腐败,或是因为自己追查出了小规模资金滥用,反而受到处罚,这是显然有悖情理的。

这种认识实质反映了双重标准。我听到有人说,如果一个外援项目被发现一块钱的贪污,政府就应关停这个项目。而另一方面,美国伊利诺伊州近七任州长中有四人因贪污锒铛入狱,但就我所知,没人要求关闭伊利诺伊州的学校或高速公路。

如果真的存在大规模资金使用不当现象,我和梅琳达是绝对不会支持全球基金或其他项目的。事实是,自全球基金于2003年在柬埔寨开展工作以来,当地因疟疾致死的人数下降了80%。你们听到的诸如对外援助资金被独裁者用来修建新王宫这类耸人听闻的新闻,大多发生在冷战时期,那时大量外援确实被用来笼络同盟国,而不是改善人民生活。今天,外援项目参与各方的结果考量工作都得到了很大改善,尤其是在健康和农业领域,我们完全可以验证项目的价值,并评估每一块钱的投入产出比。


自2000年以来,全世界对抗疟疾的努力 挽救了330万人的生命(柬埔寨Phnom Dambang,2011年)

此外,我们还将越来越多地依靠科技打击腐败。互联网的发展让民众更容易了解政府的工作职责——例如它们的健康诊所应得到多少拨款,并据此对政府工作进行监督。随着公众接触的信息不断增加,腐败现象将越来越少,更多的援助资金将得到正确使用。

关于援助依赖

批评者的另一个观点是对外援助阻碍正常的经济发展,让受援国依赖于对外界的慷慨。

这一观点存在多个谬误。首先,它将不同类型的援助混为一谈。它没有将直接划拨给各国政府的援助资金,和用于支持疫苗、种子等创新研发的外援资金区分开来。二十世纪60年代,美国投入大量外援经费,通过农业创新提高受援国农业产量,这些援助投入不但没有让亚洲和拉美国家对外援更加依赖,反而由于粮食产量提高大大降低了受援国的依赖性。我们目前对“非洲绿色革命”的资金援助,也正在通过帮助受援国提高农作物产量,降低了他们对外部的依赖性。对外援助经费是开发“全球公共产品”的主要资金来源,这些产品对健康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这也是为什么盖茨基金会将三分之一以上的资助都用于支持这些领域的创新研发。

第二,“外援滋生依赖”的观点也忽视了那些业已“毕业”的、曾经的受援国,它们中的很多现在仅需解决一些遗留的难点问题。以下都是曾经的受援大国,但随着本国的经济发展,他们已基本不再接受援助,包括:博兹瓦纳、摩洛哥、巴西、墨西哥、智利、哥斯达黎加、秘鲁、泰国、毛里求斯、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在朝鲜战争结束后曾接受大量对外援助,然而目前已成为净捐助国。中国现在也是净捐助国,并通过支持科技研发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印度在1991年接受的对外援助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1%,目前这一数字已下降至0.09%。

这种进步甚至出现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尽管相比二十年前,这一地区接受的对外援助总额增加了一倍,但援助所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却下降了三分之一。当然,目前非洲还有少数仍需依赖对外援助的国家,如埃塞俄比亚等。尽管几乎所有合作方——特别是埃塞俄比亚自己,都希望尽快改变这个现状。但是,目前尚无有力证据表明,今天的埃塞俄比亚可以离开外援而变得更好。

还有些批评认为,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对外援助可以加速经济增长。听起来,的确如此。不过,这个观点也适用于几乎所有其他经济增长因素,因为我们很难确定具体哪些投资会刺激经济增长,特别是短期来看。但我们知道,长期而言对外援助确实对经济增长大有裨益,如针对健康、农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健康援助不但救助生命,还能促进儿童身心发展,让受援国在一代人的时间就发生改变。很多研究都证明了受益于对外援助的儿童长大成人后,为当地社会创造出更多财富。如果你认为此类援助没有意义,就等于认为拯救生命对经济增长没有意义,或者说认为拯救生命毫无意义。

对外援助在救助生命方面的作用显而易见,这一点甚至连批评家们都给予承认。威廉‧伊斯特利(最著名的对外援助批评家之一)在其《白人的负担》一书中列举了一些受益于对外援助的全球健康进步,其中主要的几点包括:

  • “在南非进行疫苗接种工作几乎在当地彻底消灭了麻疹这一导致儿童死亡的疾病”。
  • “通过国际合作,天花得以在全球范围内根除”。
  • “1990年至2000年,在中国开展的肺结核防控项目使结核病新发病例降低了40%”。
  • “1985年以来在拉丁美洲开展的根除脊髓灰质炎项目,让这一威胁美洲公共健康的疾病销声匿迹”。

关于最后一点有必要再多说几句: 目前全世界只有三个国家没有根除脊髓灰质炎——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尼日利亚。去年全球卫生健康社区确定了2018年以前在全球根除脊髓灰质炎的总目标,随后数十个捐赠方陆续对该项目进行了资助。如果人类可以在全球根除脊髓灰质炎,世界每年便可以节省出约20亿美元的脊灰防治经费

[6] 具体来讲,柳叶刀健康投资委员会发现:传染性疾病患病率、儿童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可以下降至与今天情况最好的中等收入国家数据持平”。目前在这些国家儿童死亡率大约为千分之十五,相当于1980年美国的水平。

真相与总结: 健康援助投资可以获得高回报。每当我看到和30年前相比有更少的儿童死亡,人们的寿命更长、生活的更健康,我就对未来充满希望。盖茨基金会正与世界上优秀的经济学家和健康专家共同研究如何让未来更美好。正如他们上个月在医学杂志《柳叶刀》中所发表的论文:“如果投资方向正确并对政策加以改进,到2035年以前, 所有国家的儿童死亡率都可以降低到1980年美国或英国的水平。”[6]

以下你将了解到这个进步的巨大意义:

让我们先从历史的角度看。1960年出生的婴儿在5岁以前的死亡几率是18%。而今天出生的婴儿死亡几率则不到5%。到2035年这一几率将下降至1.6%。75年间取得这样伟大的成就,这让我想不出任何其他进步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全世界的科学家、健康工作者、捐赠方和受援国团结一致。如果该目标能够纳入联合国后千年发展目标,便可更有效地集中资源促进其早日实现。

很多现在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将依靠自己的经济发展,实现儿童死亡率降至1.6%的目标。而有一些贫困国家,则仍需要来自捐赠国的慷慨解囊,包括在健康和研发领域投入资源。此外,各国政府也需要制定正确的发展政策。例如,中等收入的国家应该征收烟草税、削减燃油补贴,以保证更多资金用于健康事业。

总之,我希望大家不要再纠结于援助是否有效,而应花更多的时间思考怎样让援助更有成效。无论是上游的全球公共产品研发,还是下游的创新产品应用推广,如何提高对外援助资金的使用效率都至为重要。受援国是否做好了基层卫生站的选址以及医务人员的培训工作?资金捐助方是否帮助当地团队学习专业知识,以逐步减少对西方专家的依赖?已经取得进步的国家是否分享自己的经验教训供其他国家参考?这也是我们盖茨基金会需要不断学习的地方。

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健康领域的差距是世界上最严重的不平等现象之一。每年有几百万儿童死于可以防治的疾病,这是不公平也是无法接受的。我认为,一个儿童不应该由沃伦•巴菲特所说的“卵巢彩票”——即“出生”决定命运。而如果我们能够实现这个目标,至少在健康领域,“出生决定命运”的现象将不复存在。

错误观念三:

挽救生命导 致人口过剩

梅琳达•盖茨

我们在盖茨基金会的博客,脸书(Facebook)主页和推特(Twitter)上都看到过很多这样的评论。在气候变化的大环境下,大家对地球能否继续承载人类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想法却可能让世界陷于危险境地,因为对全球人口的焦虑可能让我们忽略了对组成人类的单个个体的关心。

这种转变令人高兴,因为只有当我们帮助穷人摆脱贫困,而不是让他们继续痛苦时,全世界才能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Melinda Gates

托马斯.马尔萨斯1798年发表了《人口论》。至少从那时起,人们就开始担心有朝一日出现食物供应无法跟上人口增长速度的世界末日。而在冷战时期,一些美国外交政策专家又提出了一个所谓的“理论假设”:饥荒会让贫困国家更容易选择共产主义。因此,控制“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口增长甚至一度成为“第一世界”国家的官方政策。在最极端的情况下,这甚至意味着强行阻止妇女怀孕。然而历史发展到今天,全球计划生育界已经逐渐摒弃了这种单纯限制生育的简单理念和做法,转而思考如何帮助妇女掌握自己的命运。这种转变令人高兴,因为只有当我们帮助穷人摆脱贫困,而不是让他们继续痛苦时,全世界才能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谢天谢地,事实上,那种“放任自流”的自由主义发展模式——所谓的“为了不让儿童以后挨饿而对他们现在的死亡不闻不问”的理论是完全行不通的。世界上死亡率最高的国家恰恰是世界上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这听起来不合常理,但却是实际情况,因为在儿童死亡率高的国家,妇女总是想多生孩子。尽管学者们对具体原因争论不休,但儿童死亡率与出生率密切相关。

有人说,拯救生命导致人口过剩。

那么,你会怎么做?

[7] 对生育率和死亡率进行估算属于模糊科学的范畴。所以联合国与世界银行的估算数据略有不同。在大多数情况下(除非另有说明),我会使用联合国的数据。

以阿富汗为例,儿童死亡率和五岁以下儿童死亡人数都非常之高。每名阿富汗妇女平均生育6.2名子女[7]。因此,即使阿富汗儿童死亡率超过10%,国家总人口还是会从目前的3000万增加至2050年5500万。显然,高死亡率并不能阻止人口增长(更不用说没人认为阿富汗是创造美好未来的典范社会)。

然而当更多的儿童有机会存活下来时,父母便会减少生育子女。以泰国为例,1960年左右该国儿童死亡率开始下降。到1970年左右,泰国政府开展计划生育后,出生率开始明显下降。仅仅二十年,泰国妇女平均孕育子女数便从6名减少至2名。目前,泰国的儿童死亡率几乎与美国持平,而妇女平均生育子女人数则降至1.6名。

从下面的图表你可以看到巴西的情况大致相同:儿童死亡率下降后,出生率也随即下降。我还绘制了一份人口增长率图表,从中你可以看到儿童存活率提高后,国家整体人口增长放缓。如果你为南美洲所有国家都绘制这样的图表,基本会得到相似的曲线。

 

这种儿童死亡率下降和人口出生率前后下降的模式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出现过。人口统计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为“人口转型”,并就此课题撰写了大量的学术文章。十八世纪末期法国首先经历了这一转型。法国家庭平均子女数每隔十年都会下降,这一趋势持续了150年。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德国妇女开始减少生育子女,直到50年后平均子女数再次稳定下来。由于20世纪60年代以来现代避孕用品的普及,在南亚和拉丁美洲,仅仅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便由6~7个减至2~3个。

除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以外,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已完成这一转型。因此,全球人口增长速度正在放缓。正如我最喜欢的“数据怪才”之一,瑞典卡罗琳学院的汉斯•罗斯林教授所说:“当今世界的儿童数量也许不会再增长!我们正在进入‘儿童高峰’时代。”

 

鉴于所有这些证据,我对未来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信心要比马尔萨斯主义者乐观很多。世界的繁荣昌盛,不会在体弱多病的人全部死亡后才实现;相反,这一目标只有在所有人都有能力改善自己的生活时才会实现。人不是机器,不会漫无目的地生育子女,我们总是根据所面临的环境作出生育的决定。

这里举一个例子:与曾经的宗主国葡萄牙相比,莫桑比克的母亲失去孩子的几率要高出80倍。这份令人震惊的统计数据表明,每名莫桑比克妇女都必须面对严酷的现实;她们对自己的孩子能够存活下来都没有信心。我认识很多莫桑比克的母亲,她们生育过很多孩子,同时也失去了大部分子女。她们告诉我,每次失去子女都是悲痛的事情,但与最终存活下来的子女人数相比,这些悲痛是值得的。

如果所有儿童都能够获得良好的营养,接种疫苗免疫,在罹患腹泻、疟疾和肺炎等常见病时及时得以治疗,人们会对未来更有信心。父母们也就可以在孩子能存活下来的基本判断下,对未来进行选择。

死亡率只是影响出生率的众多因素之一。例如,以结婚年龄和教育程度为衡量标准的妇女赋权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在青少年时期结婚的女孩更容易早孕早育,也更可能生育更多的子女。她们也通常会因此辍学,失去了解生理、性和生育知识,以及帮助自己改变命运的机会。而且一般来讲,“少年新娘”很难在婚姻中有发言权,或表达自己在计划生育方面的意见。我刚刚访问过埃塞俄比亚,并与那里的年轻新娘们进行了长谈,她们中的大多数11岁就结婚了。所有人都告诉我,说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有不一样的未来。但大家对避孕产品只有零星了解;此外,大家都知道,当自己被迫离开学校时,改变命运的那扇门就已经关闭了。

而如果女孩推迟结婚年龄,继续留在学校接受教育,一切就有可能改变。最近一次针对30个发展中国家的调查显示,没有接受过学校教育的妇女平均比接受过高中教育的妇女多生三个孩子。当妇女因掌握知识和技能而变得强大时,她们就会自主地选择未来,改变命运。

我最近和一位名叫萨蒂•赛义尼(Sadi Seyni)的妇女聊了一整个下午。她住在尼日尔沙漠地区,有5个孩子,靠着一个贫瘠农场勉强度日。她结婚的时候只有十几岁,完全没有避孕的概念。现在她懂了,于是她把每次怀孕的时间间隔几年,来保护自己和新生儿的健康。我参观了她学习计划生育的地方——村子里的一口井旁,妇女们会在那里说话闲聊介绍计划生育知识。我们聊天的时候,一位年轻的新娘过来取水。她通过翻译告诉我,怀孕都是“上帝的旨意”,她本人无法控制。不过萨蒂觉得,只要这个女孩一直来井边取水,听人们闲聊,她会逐渐地改变想法的。即使像这样朋友间口口相传的心得分享,也能够改变人们对未来的看法。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有几百万妇女和Sadi一样,结婚 时不知避孕药具为何物(尼日尔Talle,2012年)

需要注意的是,拥有计划生育的愿望只是第一步。妇女还需要获得避孕药具来实现她们的计划。萨蒂的家距离卫生站一箭之遥,但那个卫生站没有她愿意使用的避孕注射针。她只好每三个月走10英里路去另一个卫生站打避孕针。可想而知,萨蒂对此有些恼怒,因为她为了家庭要克服这么大的困难。还有很多与萨蒂一样的妇女,没人告诉她们如何计划怀孕,她们也无法获得避孕药具。全球有超过2亿妇女表示当她们不想怀孕时,却无法使用避孕药具。这些妇女实际上被剥夺了决定自己和家庭未来的机会。由于她们不能决定生几个子女、或者什么时候生育子女,她们在抚养孩子、支付医疗费用、或送孩子接受教育时越发艰难。这就是一个贫困的恶性循环。


Sharmila Devi和很多其他妇女一样,在获得各种避孕药具,了解了更多生育间隔相关信息以后,能够更健康地抚养家庭(印度Dedaur村,2013年)

[8] 有关人口红利的更多信息,参见这篇优秀的论文,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人口和生殖健康盖兹研究所创作: http://gates.ly/1b0a8f1

而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一个良性循环的存在,通过给人们提供基本的健康和选择的权力,让妇女与家庭过上更好的生活,从而促进整个国家经济的显著增长。上个世纪80年代出现的亚洲经济奇迹,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东南亚的人口出生率的迅速下降。专家称这个现象为“人口红利” [8]。 因为儿童死亡的人数减少,出生的人数也减少,人口的年龄结构逐渐改变,如下图所示。最后,壮年工作的人数暴涨。这意味着更多人加入劳动力的队伍,提高经济增长。与此同时,年幼儿童的数量相对较少,政府和家长能够对每个儿童的教育和健康投入更多资源,从而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发展。

 

转变不会自己发生。政府需要制定相关政策,促进国家抓住人口转变带来的机会。通过捐赠国的帮助,受捐国政府还需加大对健康和教育投资,重视计划生育、创造工作机会,并建立金融部门。如果政府领导人能够建立合理的发展战略,这种良性循环的转变是可以快速实现的。

良性循环不仅仅是一个发展术语,数百万贫困人民实际上都了解这个道理,并在它的指导下生活。我有幸认识很多贫困国家的男性和女性,他们出于自己对家人的爱与乐观的精神,通过一些点滴小事——如省吃俭用为孩子付学费等,在实际行动推动着良性循环的转变。他们盼望并为之奋斗的未来,也正是我所相信的未来。


出生后有健康开始的儿童,能够进入发展 的良好循环(塞内加尔达喀尔,2013年)

在这样的未来里,今天的贫困国家将变得更健康、更富裕、更平等,并且能可持续地发展。而于之相对的、基于马尔萨斯理论之上的错估观念,则认为“要通过永久地牺牲部分人类的利益,以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这种观念完全是对既有证据的误读,以及对未来想象的失败。

挽救生命并不会引发人口过剩。事实上恰恰相反,创造一个提供健康保障、相对繁荣、基本平等、以及可以自主获得避孕工具的社会,是保障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唯一方法。只有给予人们自由与权利,让他们有机会为自己和家人创造美好的未来,整个世界的未来才可能更美好。

展望未来

如果你每天看新闻,很容易有这样的印象:世界正变得越来越糟。关注坏消息固然是天性,但你要了解其中的来龙去脉。比方说,我和梅琳达对去年全球有600万儿童死亡这件事十分痛心,但这个数字是有史以来最低的,我们也因此备受激励,努力确保这个数字可以不断下降。

我们希望你也能够帮助世界粉碎这些错误观念。帮助你的朋友全面客观地看待坏消息;告诉政治家们,你关心拯救生命、并支持国际援助。如果你正准备参与捐赠,那么你应该知道,健康和发展机构会让你的善款得到最大的回报。下次如果有人在互联网上再宣称,拯救儿童生命会导致人口过剩,你应站出来告诉大家真实的情况。我们可以一起在全世界建立一个新的信念,那就是:“所有生命价值平等”。

我们都有机会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在那里极端贫困是例外而不是普遍现象,所有儿童不论生在何处,都有相同的机会茁壮成长。对于所有关心和认可每个生命价值的人们,世界上再没有比促成这种改变更激动人心的工作了。

比尔•盖茨与梅琳达•盖茨

 

联席主席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201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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